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專家支招如何化解企業刑事風險

近年來,企業經營刑事風險頻發、尤其是境外企業經營的刑事風險急速增加。“企業家的刑事犯罪是企業刑事風險中最為嚴重的情況之一,無論對企業運營、企業商譽、企業管理還是企業家個人,都可能是一次重創,甚至有可能是滅頂之災。”在日前舉辦的企業刑事犯罪及其防控研討會上,上海市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馬靖云表示,中國企業在新經濟變革中正大刀闊斧地走出去,但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保護主義正抬頭,例如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等等國際形勢的變化,可以預見中國企業走出去將面臨更加嚴酷的環境,尤其是各國法律政策限制將趨向嚴苛,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法律風險將增大,而其中的刑事法律風險是我們的企業應該尤為重視的。

國外對企業犯罪行為的處罰力度一般要遠遠大于我國國內。“美國僅反海外賄賂罰款年均就超過10億美元,而我國對于行賄罪的處罰是低于受賄罪的。”馬靖云表示,國外對企業違法行為的處理往往要追責到企業的成員個人,稍有不慎辛苦經營的巨額財富就付之東流,自己落得鋃鐺入獄的下場,同時又因為外國人的身份在保釋等方面也困難重重。此外,涉外刑事問題的解決,還涉及外交斡旋,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在企業刑事風險中,因企業經營行為違法而受刑事處罰的風險最為常見。“我國法律對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有著相對獨立、清晰和明確的標準予以區分。但在很多國家,犯罪和行政違法行為沒有明確的區分和界限,所以違反行政管理規定甚至民事法律,可能會直接導致構成刑事犯罪并予以處罰的后果,這是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予以高度注意的。比如,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是控制美國企業海外商業賄賂行為的重要法律。觸犯這部法律的自然人和公司企業,既有可能構成犯罪,也有可能被追究民事責任。”馬靖云表示。

因企業負責人個人或交易對象的違規行為也會導致企業承擔衍生刑事風險。馬靖云舉例說,2016年,美國司法部對馬曉紅和她旗下的丹東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以及三名高管發出刑事訴狀,罪名是幫助朝鮮洗錢,破壞制裁。此外,某些行為在中國雖也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但其量刑標準、處罰幅度與境外法律差別較大,因此,境外企業應予以特別注意規避的刑事風險。比如對雅芳行賄案的處理。在中國,雅芳沒有被刑事處罰,而美國卻因為雅芳在中國的行賄行為對雅芳罰款超過1.3億美元。

同時,也不應忽視企業經營行為因為某國管轄主權的擴大或第三國法律的特殊規定而產生意外聯結點或者導致的刑事風險。馬靖云稱,美國越來越頻繁地適用“長臂管轄”原則,只要該外國當事人與受訴法院存在最低限度的聯系,即便其不在美國國內,美國法院仍可對其行使管轄權。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以及與美國有聯系的外國公司,為避免商業賄賂方面的法律風險,重視建立公司內部刑事合規體系,防范企業刑事風險。

很多企業都知道,在刑事風險來臨前,應建立完整的刑事風險防控體系。但往往會忽略刑事風險防控和企業文化的有機融合。馬靖云認為,企業應加強刑事風險防控理念的樹立、保證刑事風險防控體系的建立和維護、令刑事風險防控體系得以有效推行,對涉風險行為及時查處和糾正。

“企業經營中,可邀請專業人士及時解讀監管政策、行業動態、熱點事件,或對持續業務的刑事風險予以診斷和排查,對新增業務的刑事風險予以預測和防范。”馬靖云指出,對于國企、外企、大型集體企業來說,經常因貪腐行為、商業賄賂、裙帶關系、瀆職行為、知識產權竊取等行為蒙受損失,因此要格外重視公司調查和反腐敗,合理化解風險。

特定事件被調查,高管被限制出境,企業賬戶被凍結等,都是刑事風險來臨的標志,預示著特定案件、特定罪名的刑事風險即將爆發。“此時,企業應及時聘請刑事合規專家或律師,對刑事風險進行診斷和預測,提供風險防控方案,避免風險進一步擴大化。同時采取一些補救措施,如減少高檔消費、退回相應款項、還清相應債務等;或從程序角度進行量刑情節的爭取,如自首、積極與被害人達成諒解等。”馬靖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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